習主席一再贊頌中外高僧，意味深長 !
高僧的博學多聞，禪師的多才多藝，方能擔當起文化交流與文明對話使者的大任，他們從傳承者做起，最終成為創新者。蓋寺院，興法事，莫不為了弘法布道，而非為了挾佛斂財。可以留下思想、文字、作品的出家人才能真正成為彪柄史冊的高僧大德。——純道題記
2015年5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日雙方應該本著以史為鑒、麵向未來的精神，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在講話中，習近平提到了中國古代高僧隱元禪師的名字，他是中國佛教臨濟宗著名禪師，也是習近平上任後第五位被提及和讚頌的高僧。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短時期內首次高密度讚頌中外高僧的舉措，意味深長，值得關注。
第一位讚頌的高僧：中國唐代玄奘法師。
2010年5月28日，習近平會見到訪的印度總統帕蒂爾時，特別提到了白馬馱經與玄奘西遊的曆史價值，肯定了佛教交流對於文明影響的重要作用。（關注微信公眾平台《禪藝會》後輸入“20C”查詢）
2013年9月14日，習近平在出席上合組織比什凱克峰會時，再次提及唐代高僧玄奘的名字，讚揚他促進了不同文明交流和發展。
2014年9月17日，習近平訪問印度第一站，來到玄奘當年留學印度時生活過的古吉拉特邦，並提出中印共同推動“玄奘文化交流規劃”的倡議。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在位於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發表演講時，提到：“中國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曆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根據他的故事演繹的神話小說《西遊記》，我想大家都知道。”
2015年5月14日，習近平在西安會見來訪的印度總理莫迪，並陪同莫迪參觀西安大慈恩寺和大雁塔，這是當年玄奘西遊歸來後藏經譯經的地方。幾年之間，五次提到中國古代高僧玄奘，可見其在習近平心目中的位置與份量。
第二位讚頌的高僧：中國東晉法顯和尚。
2014年9月16日，習近平訪問斯裏蘭卡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題為《做同舟共濟的逐夢夥伴》的文章，著重提到：“中國和斯裏蘭卡有高僧法顯開啟的千年佛緣，有鄭和七次遠洋航海的曆史紐帶，有患難見真情的米膠協定，更有兩國人民在印度洋海嘯和汶川地震中守望相助的感人佳話。在值得讚頌的名單中，東晉高僧法顯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一位。
第三位讚頌的高僧：新羅王子金喬覺。
2014年7月4日，習近平在韓國首爾大學演講時說到：“回顧曆史，中韓友好佳話俯拾皆是。從東渡求仙來到濟州島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華山的新羅王子金喬覺-------。”被習近平提及的金喬覺，又名釋地藏，俗稱金地藏，是古新羅國（今朝鮮半島東南部）王子，渡海來唐，卓錫九華，修行75載，99歲圓寂，肉身不腐，九華山遂辟為地藏菩薩道場，從此名聞海內外。
第四位讚頌的高僧：中國台灣星雲大師。
2006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習近平四次會見台灣佛光山創始人星雲大師，對星雲大師的修為給予高度評價。在第三次於北京會見時，習近平對星雲大師說：“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都讀完了。”之前，星雲大師向習近平贈送過自己的兩套書《迷悟之間》和《百年佛緣》（輸入“20B”查詢）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習近平說：“一個多星期前，印度總理莫迪先生訪問了我的家鄉陝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曆史。隋唐時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來的重要門戶，當年很多來自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僧人在那裏學習和生活。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呂，同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留下了一段動人佳話。”
阿倍仲麻呂（698—770年），日本著名遣唐留學生，中日文化交流傑出的使者，入唐後改名朝晁衡。1978年，西安市和奈良市協議在兩市各建一座紀念碑供後人瞻仰和緬懷。仲麻呂天資聰敏，自幼勤奮好學，尤其酷愛漢文學。仲麻呂和唐朝著名詩人王維、李白、儲光羲等都有過親密交往。儲光羲對他十分讚賞，曾寫詩《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贈，儲光羲的詩名在當時也因晁衡而遠播於東瀛，並被供奉於日本京都的詩仙祠中。晁衡曾經送給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動。
第五位讚頌的高僧：中國明代隱元禪師。
習近平還特別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時，就知道17世紀中國名僧隱元大師東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間，隱元大師不僅傳播了佛學經義，還帶去了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對日本江戶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我訪問日本時，到訪了北九州等地，直接體會到了兩國人民割舍不斷的文化淵源和曆史聯係。”
隱元（1592年-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省福清市人。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投福清黃檗山萬福寺剃度出家，法號“隱元”。周遊各地，遍訪名師，崇禎八年（1635年），成為佛教臨濟宗正式傳法者。兩年後，為黃檗山萬福寺住持。四出募化，擴建寺院，使萬福寺成為中國東南名刹。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1651年）萬福寺僧眾達數千人，出了不少學有專長的高僧，隱元因此被尊為一代僧傑，名揚海內外。
《隱元禪師畫觀音像》
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隱元應邀率三十位知名僧俗，從廈門啟航赴日本長崎。1659年日本皇室賜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萬坪地給隱元創建新寺。新寺規製悉照中國舊例，也取名“黃檗山萬福寺”，隱元成為日本黃檗宗的開山鼻祖。隱元開過三回“三壇戒會”，為兩千多人受戒。
《隱元禪師畫觀音像》
隱元東渡，繼渡宋求法僧榮西、道元開創的日本臨濟宗、曹洞宗之後，獨樹一幟，開創了黃檗宗。日本黃檗宗稱福清黃檗山萬福寺為“古黃檗”或“唐黃檗”，以示與隱元開創於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黃檗山萬福寺相區別，並道出了兩地黃檗間的淵源關係。1673年日本天皇賜予隱元“大光普照國師”尊號，三天後圓寂。至1708年，日本黃檗派寺院已發展到1010個；到1867年，日本“黃檗宗”衍為八派，嗣法者達4648人。至今日本崇奉“黃檗宗”的僧俗達數百萬人。
觀音 隱元題、陳頤畫
隱元從東渡到溘然圓寂，二十年間，曆盡艱辛挫折，竭力弘揚祖風。他專門從福建泉州請雕塑師範道生雕塑佛像，製定了新黃檗的規約，促進了新黃檗的興隆發展，使中國佛教古黃檗的傳統、法式得以弘揚。隱元的家風，明末的黃檗禪，具有強烈的西方淨土色彩，禪淨融合的宗風和教化形式，給長期處於鎖國狀態下，力圖擺脫固定化、形式化束縛的日本佛教界帶來了活力。隱元的禪淨雙修與密教祈禱主義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隱元 1611年作 草書 立軸
隱元禪師的高風亮節，備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論是皇室、朝廷、幕閣、幕臣，還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們或親自參謁，或求詩偈、題讚，或為外護，竭盡所能援助黃檗山的經營，讚助禪師語錄、詩偈集的出版。這一切，弘揚了古黃檗宗風，鞏固了與各階層的聯係，促進了新黃檗在日本的發展。
隱元知識廣博，詩文書法均佳。著有《弘戒法儀》、《語錄》10卷、《雲濤集》1冊，為佛學珍貴遺產。當時的黃檗僧多能詩善賦，時有“詩南源，文高泉”之說。南源性派擅詩作，高泉性潡長文章，都深得隱元推崇。隱元與他的弟子木庵性韜、即非如一三人的書法作品廣為世人珍藏，被譽為黃檗三筆。黃檗派書風給當時書法界很大影響。
隱元帶到日本的中國建築、雕塑、書法印刻、雕版印刷、醫藥學和音樂等，在日本被稱之為“黃檗文化”。以隱元為首的黃檗禪僧和文化人的東渡，直接傳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學、語言、繪畫、書法、篆刻、建築、雕塑、印刷、音樂、醫學、飲食等方麵，都對日本近世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上存: 2017/4/3
——摘自“禪藝會”公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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